人物简介：
潘登科，作为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奥格”）的缔造者与掌舵人，同时荣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称号。回溯至2005年，他成功培育出中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猪，这一壮举使他被冠以“中国克隆猪第一人”的美誉；到了2010年，他又成功培育出中国首例GTKO基因敲除猪，成功跨越了异种移植超急性免疫排斥的第一道难关。2018年，潘登科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入四川，于成都创立了中科奥格，专注于基因编辑供体猪与异种器官移植的产业化进程。目前，公司已构建起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低免疫原性供体猪种群，并建立了首个基因编辑猪DPF超洁净设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提供的六基因编辑猪肾在亚洲首例猪肾移植患者体内成功工作了261天，这一成绩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更被《Science》杂志评选为“2025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时光荏苒，至2026年8月，中科奥格顺利完成了超过2亿元的A3轮融资，成都产投集团通过其旗下的未来产业天使基金参与投资，持续为这家长周期硬科技企业提供有力支持。
回望我的半生历程，自学生时代起，我便怀揣着一个梦想——致力于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业。
身为70后的一员，我目睹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却因当时国家科技基础的薄弱而难以结出硕果。毕业后，我投身教育行业，执教五年，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个声音在追问：我究竟能成就何事？
随后，我踏上求学之路，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有幸在中国农业大学跟随两位院士学习。2005年，我成功培育出中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猪，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底气，因为国内诸多技术彼时仍依赖国外引进。
博士毕业后，我原本计划赴海外进行博士后研究，但考虑到大动物研究领域的对口岗位稀缺，我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农科院。在那里，我带领一支小团队，接连取得了基因敲除猪、富含“鱼油”转基因克隆猪等多项国内首创的科研成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愈发明确自己的追求。在科研圈，追求论文发表和职称晋升是常态，但我年逾四十仍只是副研究员，却并未感到遗憾——因为我不愿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方面。至于房产和股票，我也从未盲目跟风。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对我来说，思考的乐趣和探索的持续性远比外界的认可或财富更为珍贵。
2018年，中科奥格应运而生。我深知，异种移植若想走向临床应用，就不能仅局限于实验室研究，必须踏上产业化之路。然而，从科学家转型为企业家，这条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在创业初期，我的思维仍停留在科研模式。面对投资人，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技术突破，却忽略了他们更关心的市场、监管、审批和现金流等问题。在路演时，我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宛如一个懵懂的小学生。甚至对于如何召开董事会，我也知之甚少。无数现实难题接踵而至，让我应接不暇。
幸运的是，在投资人的悉心指导和一次次实战的磨砺下，我逐渐完成了七八成的角色转变。我深刻体会到，许多道理只有亲身经历才能领悟，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不容忽视。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地方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承诺提供高额投资，但我依然选择扎根四川。在我看来，北京创业成本高昂，难以实现产业化落地；而沿海城市商业氛围过于浓厚。相比之下，四川则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我们在内江资中搭建起了一个占地三百多亩的产业生态园，这绝非普通的养猪场，而是一套完整的“器官工厂”。小猪通过剖腹产出生，在超净隔离环境下繁育，并配备了消毒、病原检测和质量管控等整套体系。
回顾过去几年的创业历程，我们曾多次濒临绝境。早期，国内很少有资本愿意投资长周期、硬科技项目。2021年，几位企业家慷慨解囊，凑出4500万元，帮助我们建起了DPF超洁净设施，用于培育医用级供体猪。然而，后来资金链再次断裂，行业朋友和内部员工纷纷伸出援手，我个人也背负了贷款继续投入研发。
我深知，如果我们倒下，中国异种移植领域将落后美国五到十年。因此，这条路我们只能咬牙坚持，勇往直前。
如今，公司规模已扩张至一百多人，资金状况也有所改善，但人才问题仍是我的心头之患。我们既需要顶尖成熟的产业人才，也需要可塑性强的优秀年轻人。在国内科创环境日益现实的背景下，一旦某个赛道火热起来，大量资本和企业便会蜂拥而至，内卷现象严重。因此，我们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展望未来前景，国内上百万透析患者正苦苦等待器官移植，肾病患者平均等待肾源就要五年之久，许多人根本等不到希望。而我们公司已经完成了三例临床研究，实实在在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实现几十例临床试验。然而，要想实现广泛应用，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异种移植是一个高风险赛道，排异反应、生物安全等问题仍有无数难题亟待攻克。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创业这些年，我不止一次陷入绝望的深渊。但支撑我走下去的，始终是年少时的那份初心——致力于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业。不为短期利益所动，不追逐风口热点，而是踏踏实实地走好这条从零到一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