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声在线记者 | 程璐
徽声在线编辑 | 文姝琪

"我的团队成员只有我自己，还有一群AI助手。"在9月11日的外滩大会现场，Naughty Labs创始人杨天润向徽声在线等媒体这样介绍自己的创业团队。他形象地将这些AI助手比作"龙虾"——这些由他开发的AI Agent不仅能自主编写代码，还能在人类休息时持续执行任务，形成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模式。

这位一年前还在投行从事跨境并购的文科生，今年3月凭借为开源系统贡献代码登上GitHub全球排行榜72小时榜。他的转型轨迹折射出AI时代创业门槛的颠覆性变化：传统创业需要组建跨专业团队、搭建研发体系、构建销售网络的模式正在被解构，如今一台电脑、一套精准的指令提示（Prompt）和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痛点，就可能孕育出独角兽企业的雏形。

这种变革在外滩大会"超级个体日"得到集中展现。当17位创业者站在聚光灯下，他们背后折射的是"一人公司（One-Person Company）"生态的批量涌现。在创新物种展区，初创企业与一人公司共享展示空间；创投Meetup环节更吸引500余名投资人与120多家AI企业展开高密度对接。这种场景与十年前创业大街的咖啡馆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创业者需要四处奔走寻找资源，而今资源主动向创新者汇聚。

但盛况之下暗流涌动。当聚光灯转向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残酷现实浮现：AI技术虽然压缩了创业的组织成本，却未能降低商业化的本质难度。展区外，第一批追随风口成立的一人公司已出现批量注销现象。界面新闻观察到，创新者舞台的讨论焦点不仅包含成功案例，更深入剖析了裸辞创业的生存压力、个人承担无限责任的焦虑等现实问题。创业者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清醒认知——技术狂欢背后，商业本质从未改变。

外滩大会创新者舞台现场。官方供图。 "超级个体"与"超级组织"的共生演进

在AI创业浪潮中，年龄与经验的价值重构引发深度思考。杨天润在《不懂得代码反而是优势》一文中提出的观点，经过数月实践验证依然成立。他认为科技浪潮的弄潮儿往往是"数字原住民"，这类人群没有传统技术路径的思维包袱，更能突破既有框架。这种理念在其公司运营中得到验证——非技术背景的文科生创始人，通过AI工具实现了跨领域创新。

星语智能CEO醒辰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范式。这家拥有10名员工的智能客服企业，服务客户涵盖滴滴、海底捞等知名企业，成立8个月即实现盈利，日前完成千万级天使轮融资。醒辰更愿意将自己的组织定义为"One Team Company"，她强调："AI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商业本质。我们需要从执行中提炼规律，用工具加速可标准化部分，这本质上是一个人领导智能团队的过程。"

00后创业者欧阳王子（绒音科技创始人）的案例更具启示意义。这位上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毕业生开发的儿童AI放大镜硬件，已完成天使轮融资并正在组建团队。在筛选人才时，他突破学历崇拜："我们更看重学习能力而非院校背景，985、211不是硬性指标。"这种人才观与触宝前CEO王佳梁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位连续创业者如今同时运营超级个体孵化器、教授企业高管使用AI，并带领10后儿童开发AI产品。

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组织形态的底层逻辑。当创业者可以调用数十个AI代理完成工作，公司规模与生产能力的关联性被打破。王佳梁将这种变革形容为"从金字塔到仙人球"的社会结构转型——两极分化加剧，大量超级个体如仙人球刺般涌现。但他同时警示："OPC的失败概率可能超过99%，但企业小型化趋势不可逆。"这种看似矛盾的判断，恰恰揭示了技术变革期的本质特征。

OPC赛道进入理性出清阶段

OpenClaw的爆红将OPC概念推向高潮，地方政府快速响应形成政策合力。截至目前，全国20余省份的65座城市已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建成426个OPC社区及载体。这种政策红利吸引大量创业者涌入，但首批实践者已开始退场。

欧阳王子观察到行业乱象：部分团队打着OPC旗号参赛获奖，朋友圈充斥各种荣誉证书，却缺乏实际营收。这种"概念泡沫"在资本寒冬中迅速破灭，许多小团队因无法跨越商业门槛而倒闭。王佳梁从概率角度分析："2008年大众创业浪潮中，能体面退出的不足1%。现在的OPC热潮同样会经历大浪淘沙，但企业小型化趋势将与失败潮并存。"

这种出清过程实质是市场在重新定义创业本质。AI降低了生产工具获取门槛，但客户获取、责任承担等商业核心问题依然存在。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功能正在回归个体，但这些个体能否成长为真正企业，最终要接受市场检验。王佳梁的比喻颇具深意："现在的创业者既要学会做仙人球的刺，也要具备长成大树的潜力。"

从左至右：杨天润、醒辰、欧阳王子、王佳梁。徽声在线记者摄 AI无法替代的人类价值坐标

当讨论转向AI的能力边界，超级个体们达成共识：技术无法替代人类在基础设施整合与战略决策领域的核心价值。杨天润指出，许多AI任务失败源于物理世界基础设施的割裂："现有数字系统是为人类交互设计的，Agent需要GUI界面却缺乏专用通道。"他以国内大厂生态封闭为例："无法合法获取微信数据进行分析，这对AI原生公司是致命缺陷。"

王佳梁从岗位替代角度补充观察："开发工程师最容易被AI取代，但测试工程师反而相对安全。"他强调情感连接与战略思维的价值："家长对孩子的陪伴、企业家的战略决策，这些涉及人类情感与复杂判断的领域，AI短期内难以突破。"这种判断与杨天润的观点形成呼应——当AI能处理代码、设计、分析等标准化工作，人类反而更需聚焦于建立信任、整合资源等高阶能力。

这种能力重构正在重塑职场生态。工业时代通过分工提升效率的模式受到挑战，杨天润描述道："当人类与AI协作的效率超过人与人协作，传统的组织绑定关系将松动。"但这不意味着组织消亡，而是向更灵活的形态演进。醒辰的实践具有前瞻性：她的10人团队通过AI工具实现千人级效能，这种"智能增强型组织"可能代表未来方向。

面对AI创业浪潮，受访者们给出理性建议：创业是长期主义实践，技术狂欢不能掩盖商业本质。王佳梁特别提醒："AI没有降低让客户付费的难度，责任归属问题反而更突出。"这种清醒认知在上海的AI产业生态中得到印证——作为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2025年突破6370亿元，但产业组织者角色仍在探索中。

当技术革命进入深水区，上海提供观察窗口：这里既有394家规上企业构成的产业基底，也有上半年制造业产值21.8%的增速支撑，更涌现出大量新型组织形态试验。但最终问题依然指向本质——在AI重构生产关系的进程中，谁将掌握产业组织的主导权？这个答案，或许要等待下一轮商业周期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