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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燕志华

近期，郭德纲在武汉举办的周年庆典演出中，于舞台上即兴演绎了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事先报备，涉嫌违反相关规定，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已正式介入并展开调查。

鉴于郭德纲作为相声界的知名人士，此次调查事件迅速吸引了广泛关注。部分网友认为此举过于“小题大做”，而另一些则认为郭德纲近年来可能有些“得意忘形”，此次事件或许能让他吸取教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娱乐领域，看似轻松的话题往往能激发深刻的思考。针对这一事件，我有以下三点看法。

一、郭德纲的成名之路与姜昆的“助力”

回顾郭德纲的崛起历程，可以说是一个草根艺术家借助网络时代的浪潮，实现逆袭的典范。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网民热捧的“草台三杰”，实际上郭德纲与德云社才是更早的“草根代表”。

“草台三杰”包括机车制造领域的张雪、《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以及带领中国青少年足球走向世界巅峰的董路。他们均出身平凡，没有名校背景或资本支持，仅凭对专业的热爱与不懈努力，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草台班子”这一称谓，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许多个体或团体的成名，起初往往源于对手的贬低或戏谑。然而，随着这一标签的广泛传播，或因其与自身特质高度契合，反而被这些个体或团体巧妙利用，成为其行走江湖的独特标识，进而声名鹊起。“草台班子”便是如此，它最初带有解构主义的色彩，意在消解名人的光环，但如今已被网民赋予了积极的意义，象征着“即使微小如苔花，也要绽放如牡丹”。

网民选择“草台三杰”而非“草根三杰”，且这一称谓已被官方媒体采纳，背后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和积极的群众心理。它传达了一种信息：既然草台班子能成功，为何我不能尝试？世界如此多元，何妨多我一个独特的存在？

然而，“草台三杰”的兴起，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网民对传统名人的不满，他们寻找草根成功者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种群体行为，依然遵循着网络舆情的逻辑。

从去年至今，多位传统名人如蒋方舟、贾浅浅，以及冯小刚等，均遭遇了质疑与“推翻”。这场“弑神”的网络运动仍在持续。在当今宏大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现象是网络舆情的一部分，虽不值得鼓励，但也难以阻挡。正如我此前所言，当年的微博名人正面临着最大的风险。

深入探究郭德纲的崛起，我们会发现，最大的“德云社”其实是网络本身。

德云社最初名为“北京相声大会”，由郭德纲等人于1995年在北京创立。当时，中国相声正处于低谷，受到小品和多样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传统相声濒临衰落。郭德纲坚持在茶馆、戏楼等场所演出，并整理了600多段濒临失传的曲艺节目。

一方面，郭德纲找到了正确的市场方向；另一方面，1995年正值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二年，整个社会正处于借助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躁动期。郭德纲与德云社的崛起，可谓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但更大的“人和”因素，或许来自“姜昆们”提供的机遇。从网络舆情的角度看，一个草根个体的成功，往往需要借势，而那些体制内、掌握一定权力的老名人，往往成为他们上升的阶梯。如果没有姜昆的衬托和与郭德纲的冲突，郭德纲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走红。可以说，郭德纲接住了这个时代的巨大流量。

网民通过网络，数十年来已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名人。这一过程与传统的央视等舞台的焦点关注原理截然不同。前者是网民海选、众力推举的结果，而后者则更多是权力认证的产物。

除了郭德纲，刀郎、司马南、张雪峰等也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二、文旅部门面临的压力远超郭德纲

然而，郭德纲、司马南、张雪峰等网络名人，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人生困境。他们进退两难，左右为难。

这一困境源于他们赖以成名的网络原理。

一方面，从网络舆情的角度看，网民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抗争性。他们将网络名人视为群体代言人，并希望他们通过消解、解构、戏谑、讽刺、冒犯等方式获得轰动效果。然而，这往往可能冒犯传统秩序；

另一方面，传统秩序强大而稳定，一旦触及红线和底线，必将遭到强烈的反弹和反制。这里的传统秩序不仅包括公序良俗、世道人心，还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及意识形态的“雷区”。

这意味着，流量法则与官方秩序之间常常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焦点正是这些网络名人。

网络名人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他们一方面需要迎合网民，获取流量；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守网络治理的规则，避免言行越界。他们被众多网民关注，也被一些举报者密切监督。

从这个角度看，郭德纲触雷是迟早的事，这是由他和德云社的流量逻辑所决定的。再看其他类似网络名人，他们不时被约谈、擦枪走火，既想上热搜又怕上热搜，已成为常态。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人只看到了郭德纲和德云社面临的巨大压力。毕竟，他们正逢周年巡回演出，据说还有环球演出计划。经此事件，是否会增加变数，尚不得而知。此前，德云社已经有过停业整顿的经历。

但在我看来，演出所在地的文旅部门才是压力最大的。

近年来，随着网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浓厚，涉及意识形态的热点争议频发，投诉和举报也随之增多。对于相关主管部门来说，这些投诉和举报如同烫手的山芋，接也不是，不接更不是。

作为主管部门，接受网民的投诉并处理是职责所在。然而，一旦接受投诉，问题反而更大。一些投诉往往基于主观臆断，如同在观念中“抓特务”，根据自己的主观观念来甄别敌人和坏人，甚至夹带私心，公报私仇。但更多时候，由于投诉者的认知水平和教育水平有限，被投诉事件可能只是一种社会争议现象或文化争鸣现象，是健康社会复杂生活的反映。然而，在投诉者眼中，这些事件却强烈冲击了他们的道德良知和政治观念，必须投诉，甚至认为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主管部门一旦接受投诉，就必须认真调查，因为网民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考核着他们的履职行为。为此，他们需要成立调查组、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严肃调查。然而，很多事件在折腾得人困马乏之后，往往证明是子虚乌有、查无此事。这个证伪的过程，社会隐形成本巨大，但网民却认为这是值得的，毫不顾及代价几何。

就以郭德纲被举报这个事件来说，虽然此次确实查有实据，如改编歌词未事先报备等，但如何进一步通报、如何处理、轻重如何，却颇费思量。既要有法可依，又要满足举报者的诉求；既要依法办理，又要结合舆论审判和舆情审判的结果进行权衡处理。接受了举报，往往就是接下了一个大型的乱码文件包。

三、娱乐是当下社会的刚需

在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娱乐已成为社会的刚需。虽然娱乐并非治理工具，但客观上它起到了辅助治理的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方面，娱乐是刚需；另一方面，娱乐领域也乱象丛生，各种投诉举报层出不穷。

以脱口秀为例，这一形式在国内异军突起，深受网民喜爱。然而，由于脱口秀常常带有讽刺和冒犯性，甚至冒犯性就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在有限的剧场内，这些冒犯言辞和场景可能引发观众的一笑置之。但由于组织者对网络围观场景的风险意识不足，一些段子和冒犯言辞一旦出圈，就会产生风险溢出效应，被举报、被解读，甚至演化为严重的事件。脱口秀在国内遭遇挫折，对于网民生活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再以相声为例，本来大家听听德云社的相声，在笑声中忘却生活烦恼，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但经由此事之后，或许郭德纲和德云社需要认真反思，甚至进行整顿。

百姓工作之外的娱乐生活，往往由电影、电视剧、相声、脱口秀、抖音等构成。人们所追求的，往往不过是开怀一笑，然后消除压力，继续生活。虽说娱乐的尽头也常常与政治相关联，但对于普通百姓和网民来说，他们有足够的辨识力将娱乐与生活、与政治进行隔离。尤其在今天中西意识形态对峙博弈的时代，网民已经提高了警惕。在这个刚需面前，如何处理一些投诉举报，反而成为对相关部门的考验。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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