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追一部名为《重器》的律政剧，其中钱兴良杀妻案的情节，让我观后心情异常沉重。

在这起死刑案件中，被告人坚决否认罪行，然而二审却计划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当辩护律师袁亦方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愤怒得几乎失控，立刻从外地赶回北京，找到高院审判长，情绪激动地表示：“必须开庭审理，否则我将上诉至最高院，绝不妥协！”

这是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场景。

紧接着的第二个场景，更是触动人心。年轻律师陆则铭为了证明钱兴良无法在极短时间内到达案发地点，亲自前往现场，模仿钱兴良的行走方式，完整地走了一遍那段路程。为了更真实地还原现场，他甚至在鞋里放入石子，导致脚部磨破。经过计算，走完那段路竟然需要九个多小时，这显然排除了钱兴良作案的可能性。

法庭上，袁亦方律师慷慨陈词：“定罪必须基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如果证据存在瑕疵，或有其他合理怀疑，却仍要判处死刑，那么合议庭成员将愧对头顶的国徽，不配称为法律人。”

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但判决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死缓。

不是无罪释放，而是死缓。

合议庭给出的理由是“疑罪从轻”：既然存在疑点，那么就不执行死刑，先保留一条生命，为未来可能的翻案留下余地。袁亦方律师听到这个结果后，对陆则铭说：“你以后可以独立办案了。”随后，他痛苦地将头埋在桌子上。

剧中没有展示他哭泣的场景，但观众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疑罪从轻，究竟是谁在“从轻”？

很多人看完这段情节后，可能会觉得“还好，至少命保住了”。甚至有人认为法院已经相当人道，毕竟在存在疑点的情况下没有判处死刑。

但仔细思考，“疑罪从轻”这四个字，真正从轻的是谁？

如果确实存在疑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疑罪从无——判决无罪。因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证据不足时，就应该释放被告人。

而“疑罪从轻”则意味着，虽然怀疑被告人有罪，但证据不够确凿，因此不判处死刑，而是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先将人关押起来。

实际上，从轻的不是被告人，而是法院自身。

因为判决无罪意味着前面的侦查、起诉工作全部出错，需要追责、赔偿，甚至影响面子。而判决死缓，则可以先将人关押，保留生命，谁也不用承担责任——万一未来真凶出现，还可以说“我们当时就留了余地”。

这种判决被称为留有余地的判决，说白了，就是不敢担当的判决。

不敢判无罪的，不仅仅是法官

剧中将原因归结为“舆论压力”和“受害人家属闹访”，似乎只要法官胆子大一些，就能判决无罪。

但现实远比这复杂。

一个无罪判决，意味着侦查机关办了错案、检察机关诉了错案。这背后涉及一整条链条的考核指标、绩效评价，甚至个人前途。不是法官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此外，“错案追究”制度本身，有时反而成为了一种束缚。判决有罪，即使未来翻案，也可以说是“当时证据条件所限”；而判决无罪，则相当于当庭打了侦查和公诉的脸，立刻就要有人负责。

面对这种情况，法官该如何选择？

因此，袁亦方律师的痛苦，并非输给了对方律师或证据，而是输给了一整套无人敢率先站出来的系统。

他最后想退出这个行业，并非因为输了一个案子，而是因为他看清了，有些案子，即使证据再扎实、辩护再精彩，也赢不了。不是法律上赢不了，而是现实里赢不了。

但总有人仍在坚持

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陆则铭。

这位年轻律师，为了核实一个关键时间点，亲自跑现场，模仿当事人的状态完整地走了一遍。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这种死磕细节的劲儿，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很傻。

但刑事辩护恰恰需要这种“傻劲儿”。

你不可能指望每个法官都有勇气顶住压力判决无罪。你能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疑点砸实、把每一份证据掰开揉碎、把每一个程序违法的地方指出来——做到即使法官不敢判决无罪，也不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先保住生命，再谈其他。

这听起来很无奈，但这就是真实的刑辩生态。很多时候，你不是在追求完美的胜利，而是在争取不那么糟糕的结果。

而恰恰是这些“不那么糟糕”的结果，在一点点推动着法治的进步。每一个死缓改判的背后，都可能是未来某一天无罪判决的伏笔。

即使袁亦方律师退出了，但陆则铭仍在坚持。

这就是希望。

作者：邹玉杰律师（徽声在线特约法律评论员）

九章刑辩创始人，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

亳州市律协刑委会主任，金亚太（亳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市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亳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目标：穷二十年蛮力，救一百条人命！以法律之名，守护正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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