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从影院看完《空枪》归来，内心总萦绕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别扭感。

网络上，关于这部影片的讨论大多聚焦在悍匪万梓强身上，不少观众为他深感惋惜，认为底层人士在走投无路时，犯罪似乎成了一种无奈之举。然而，我的目光却始终被富商陈辉延这个角色所吸引。

《空枪》宣传海报 图源网络

明眼人一看便知，陈辉延的原型是谁。张子强绑架李泽钜的案件，当年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尽管影片片头明确标注了“纯属虚构”，但那些显而易见的细节暗示，与直接对号入座并无二致。

电影中的陈辉延，并非一个简单的受害者形象。他对外展现的是生活简朴、热衷公益的宽厚长者模样。然而，当儿子遭遇绑架时，他的第一反应并非慌乱悲痛，而是冷静地展开谈判，将营救儿子视为一场商业交易。绑架事件结束后，他甚至还萌生出让绑匪将赎金投入自家股票的念头。

有一句台词，看完后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我只是绑架了你儿子，但你绑架的是全香港的人。”

这句话听起来颇为痛快，很容易激起普通人对资本的不满情绪。但细细品味，却发现其中悄悄偷换了概念。仿佛万梓强犯下累累罪行，其根源全在于资本的压迫，他的恶行，竟被描绘成了底层人士无可奈何的反抗。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这句极具感染力的台词，完全是编剧的创作。我查阅了张子强的所有案件卷宗和审讯记录，现实中的张子强，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现实中的张子强，是一个被贪婪驱使的反社会人格者。他犯下这些罪行，并非为了伸张什么公道，也不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纯粹是为了贪财，通过暴力绑架来掠夺他人的财富，其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然而，经过电影的加工，罪犯却被披上了一层悲情的外衣，而富豪则彻底沦为了万恶的源头。

张子强旧照 图源网络

这部影片虽然取材于真实案件，但其中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却都是编剧凭空想象出来的。

比如富商家中那间暗藏满墙名表的密室表房，完全是虚构的；悍匪坐着直升机飞到豪宅上空撒小费的场景，也是戏剧化的演绎；还有那炸毁富豪楼盘的激烈场面，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此外，审讯时那段大段控诉时代、控诉资本的对白，也同样是艺术加工的产物。真实的张子强被捕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钻法律空子，妄想逃回香港逃脱制裁，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抗资本的理念。

为了增强故事的冲突性，影视作品进行艺术改编是无可厚非的。犯罪电影需要戏剧张力，不可能完全照搬枯燥冰冷的案卷记录。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由于案件知名度太高，很多观众会下意识地将电影中的桥段当作历史事实。用一堆虚构的细节，将一个满眼只有钱财的歹徒塑造成受难者，暴力犯罪就被悄然合理化了。

真实的张子强，不仅绑架、勒索，还走私了八百多公斤炸药，给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伤害。他拿到十多亿的赎金后，并没有去接济受苦的底层人士，而是将绝大多数钱都挥霍在了澳门赌场，供自己享乐。

人走向堕落，或许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但环境只是诱因，不能成为犯罪的挡箭牌。反社会人格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将自己欲望催生的选择全部归咎于外界，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以此抹平自身施暴的罪责。而这部电影，恰好迎合了这种心理。

《空枪》剧照 图源网络

我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阶层困境。普通人谋生不易，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好的现实题材作品，完全可以去剖析财富分配、资本扩张带来的种种问题。但反思社会现象与捏造一个脸谱化的坏人用来发泄情绪，完全是两码事。更不能将绑架伤人的恶行美化成反抗。

如果认同“富人有问题，犯罪就情有可原”这套逻辑，那么是非就彻底颠倒了。犯罪就是犯罪，无论受害者是否有钱，暴行都不会因此变得正义。富人之中有奸猾逐利之徒，也有安分守己之人；普通人的困顿，成因错综复杂，不能一股脑地归咎到某一类人身上。

影片结局中，万梓强自我毁灭，而富商依旧坐拥庞大产业。翻看网络评论，我发现不少观众被剧情带动，将生活里的所有不如意都算到了富豪群体的头上。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空枪》宣传图 图源网络

我们可以批判资本的无序扩张，可以反思社会分配出现的问题。但界限一定要明确：批判制度漏洞，并不等于仇视所有有钱人；审视时代，也绝不等于为暴力犯罪寻找借口。

一部作品，如果不去深挖复杂的现实，只靠塑造一个符号化的反派来煽动大众情绪，那么它输出的就不是故事，而是愤怒。

电影里那把枪没有子弹，但有些台词，却比子弹更具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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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琦玮，山西知青，宁夏工人，大学毕业后在计算机行业深耕多年，中年创业后皆有所成。半生如长卷，一蓑烟雨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