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声在线》6月14日消息（记者 李阳）在超导磁体这一充满潜力的领域，一支实力强劲的新兴力量正崭露头角。

近日，武汉超磁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完成数千万元的天使轮融资，此次融资由力合科创领投，东科创星跟投。这笔资金将被投入到团队建设、超导磁体的研发升级以及产能的扩大上，旨在加速产品的商业化进程。

武汉超磁这家初创公司，源自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它凭借“无液氦 + 无骨架”的独特技术路线，强势切入高端超导磁体这一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的关键赛道，试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武汉超磁的技术实力，离不开创始人宋运兴长达十五年的深厚技术积累。

公开资料表明，1985 年出生的宋运兴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工学博士。自 2012 年起，他先后在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GE 美国总部任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专注于高端医疗影像超导磁体核心技术的研发，参与并主导了多项 GE 医疗核心磁体项目。2020 年 10 月，宋运兴毅然全职回国，加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开启了国产化攻关的新征程。

回国后的这五年，宋运兴带领团队实现了从科研装备到产业化产品的重大跨越。2024 年，他们成功研制出 1.5T 头部磁共振成像超导磁体系统，为医疗影像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到了 2025 年 5 月，无骨架传导冷却 NbTi 低温超导磁体更是实现了 9.0T 峰值场强的稳定运行，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超导磁体技术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徽声在线》记者从武汉超磁处获悉，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无液氦无骨架系列超导磁体已经实现小批量交付，其应用领域广泛，涵盖了科研量子、高端医疗、工业检测以及可控核聚变四大重要领域。

在可控核聚变商业化进程中，装置成本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业内普遍认为，磁体成本在大型聚变堆造价中占比高达三到四成。美国 CFS 公司的 SPARC 托卡马克之所以备受瞩目，正是因为它采用了高温超导磁体，成功将装置尺寸和造价大幅降低。

托卡马克装置是可控核聚变的关键设备，它依靠强大的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悬浮约束在真空腔内。磁场强度直接决定了等离子体的约束效果以及能量增益比。托卡马克装置由苏联科学家阿齐莫维齐的团队发明，主要由环形真空室、产生磁场的线圈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构成。

当前，全球核聚变正处于从科学验证迈向工程示范的关键转折点。一方面，ITER 装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合作项目）已经进入安装调试的尾声阶段，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也已投入运行；另一方面，私营聚变公司纷纷获得密集融资，紧凑型、高场强路线成为商业化探索的主流方向，这使得市场对高性能、低成本、可量产的超导磁体需求急剧增加。

一位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人在接受《徽声在线》记者采访时分析道，武汉超磁采用的无骨架技术路线，能够有效减轻装置整体的结构负荷，降低建设成本；无液氦技术则摆脱了对氦气资源的依赖，避免了“卡脖子”风险，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运维体系，降低失超概率，提升长脉冲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这三点优势恰好击中了核聚变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核心痛点，即成本、供应链以及连续运行能力。

高端超导磁体并非新兴赛道，但长期以来，布鲁克、西门子、GE 等海外厂商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与定价权。液氦资源的地缘属性、超导材料的工艺壁垒以及磁体设计的工程经验，构成了进入该领域的三重高门槛。

上述投资人介绍称，近三年来，随着国内量子计算、医疗影像、半导体检测以及核聚变产业的同步蓬勃发展，超导磁体的国产替代窗口已经悄然打开。在上游，西部超导、西部材料等企业已经实现了超导线材的规模化生产；在中游磁体集成环节，涌现出了联创光电、武汉超磁等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协同效应正逐渐显现。

需要指出的是，完成天使轮融资仅仅是武汉超磁产业化的起点。高端超导磁体从实验室验证到规模化商用，至少还需要跨越三道难关。

第一道难关是工程放大。目前，9.0T 无骨架磁体仍处于科研级小尺寸范畴，而核聚变装置所需的磁体口径可达数米级，线圈重量更是高达百吨级。尺寸放大后，会面临电磁力、应力分布、冷却效率等一系列复杂的工程难题，技术可行性需要逐级进行验证。

第二道难关是供应链成熟度。无骨架结构对超导线材的一致性、缠绕工艺的精度以及复合材料的性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游供应链的配套能力将直接决定量产成本与良品率。

第三道难关是客户验证周期。在医疗、科研、核聚变等领域，磁体的采购决策链条较长，验证周期也较为久远。初创公司如何在保持技术迭代节奏的同时，成功穿透客户体系，是商业化的核心考验。

从全球范围来看，超导磁体正处于技术路线迭代与产业格局重塑的关键交汇期。武汉超磁这类脱胎于国家大科学装置、拥有核心原创技术的团队，能否抓住这一轮产业窗口期，将实验室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还需要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