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市长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人像被弹簧弹起来似的。

傅年刚站起来，至少七八只手同时伸了过去。有人连称呼都改了口，喊得那叫一个顺溜：“傅市长，以后多多关照。”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那张写着我名字的候选人简介，已经被我攥得皱巴巴的。

没有人看我。没人哪怕往我这边斜一下眼睛。

就像我是会议室里的一把椅子，一盆绿植，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我等所有人都走出去了，才站起来。走廊空荡荡的，电梯门已经关上了。

我等了一会儿，按了下行键。电梯没上来。

正想转身走安全楼梯，身后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是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程皓同志，等一下。”

我回头。

省委副书记刘礼贤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像是刚挂断通话。

他看着我，说：“先别急着走，有人托我带句话给你。”

01

副市长竞选，我是两个候选人之一。另一个是傅年，市财政局原局长。

说是竞选，其实在江北市，这事儿就是走个过场。谁上谁下，三个月前就定了。

傅年有后台。他老丈人是省里退下来的老干部，虽说退了好几年，但门生故旧遍布全省。

我呢？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今年三十八，在市委办公室当了四年副主任。

正处级，干了整整六年的正处。

六年前从县里调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后备干部”，前途无量。

六年过去了，我还是副主任。原来那个“后备”，早就变成了“备而不后”。

竞选那天早上，我出门前，妻子张秀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碗，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我说知道了。

她想了想，又说：“妈让我告诉你，别太往心里去。”

我妈叫魏桂芬，退休工人，嘴硬心软。

她这辈子最恨的一件事，就是我爸当年在工厂里当小组长当了一辈子，从没升上去过。

她总觉得我爸太老实，可她自己也知道，我爸那个年代，老实人不一定就倒霉。

但到了我这里，她就不这么想了。她总说我跟我爸一样，不会来事。

可什么是“会来事”呢？

傅年那种，算会来事吗？

开会前一天，他在省城请了好几个部门的人吃饭。

我知道，但我没去。

不是不想去，是觉得没意思。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我学不会，也不想学。

手机响了，是医院发来的短信。

“张秀云女士肾透析费用预缴通知，请于本月25日前到院办理……”

我看了几遍那个数字，把手机塞回兜里。

会议室里已经没人了。我站起来，准备从安全楼梯下去。

走到门口，刘礼贤叫住了我。

他说有人托他带句话给我。

我问他谁。

他说：“三年前你在县里处理那家污染企业的时候，那个被你罚过款的企业老板。”

我一愣。

三年前，我在永安县当副县长，分管环保。县里有一家省属企业的分厂，排污超标，老百姓告了很久，没人管。我去了，查了，罚了款，停了产。

那个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南方人，姓郑。他当时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这辈子别想升上去。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调回市里了。一个“副处”升“正处”的平调，说是工作需要。

“他推荐你？”我有点不信。

刘礼贤点点头：“是。他说你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既能罚他款，又没让他多难受的干部。”

我没说话。

“省纪委新成立了一个内部督查组，专查各市上报材料里有问题、但又没人敢查的案子。”刘礼贤看着我，“缺个组长。有人推荐你，我觉得你合适。”

“合适什么？”

“合适去碰一碰那些不能碰的东西。”

02

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里忙活。

她听到门响，头也没回：“结果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她又问：“谁？”

我说傅年。

我妈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炒菜。油烟机嗡嗡响着，我听不见她说了什么，但大概是“我就知道”之类的话。

张秀云靠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抬了下眼睛。她什么都没问，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让我坐过去。

我坐下，她把书合上，捏了捏我的手。

她的手凉凉的，骨节突出。这段时间透析做得勤，人瘦了不少。

“没事。”她说。

我说我知道。

其实我不是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竞选失利，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丢个面子。

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事情。

副市长的待遇能解决一部分家里的开支，更重要的是，能接触到更大范围的医疗资源。

张秀云的病，医生说拖不了太久，最好的办法是换肾。

换肾要钱，也要路子。

我当这个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说好听是个干部，说难听就是个写材料的。

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刚够过日子。

张秀云上着班，但她那点工资全拿去治病了。

我妈嘴上骂我，可她每个月退休金都塞给我。我不要，她就生气。

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全是刘礼贤说的那些话。

省纪委内部督查组组长……

“碰一碰那些不能碰的东西”……

说实话，我怕。

不是怕得罪人，是怕万一搞砸了，连现在这个位置都保不住。

张秀云好像看出来了，她说：“刘书记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

她没追问。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要是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我愣了一下。

“反正最差也就是现在这样。”她说，“总不能比这更差了。”

她也没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刚到办公室门口，就看到秘书科的肖沛玲正在走廊上打电话。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不自然。

“程主任，早。”

我说早。

她挂了电话，凑过来说：“昨天傅市长的任命已经发了，听说下周就要履职。”

她又说：“听说您昨天跟省里的刘书记聊了一会儿？”

我看了她一眼。

肖沛玲是市委办公室的老人了，比我小几岁，但工作能力很强，熬了这么多年还在秘书科。

她有野心，平时对我挺客气，但昨天竞选结束之后，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明显有了别的东西。

“随便聊聊。”我说。

“哦……”她拖长了声调，“我还以为刘书记找您有什么事呢。”

我没接话。

进办公室坐下，我翻了翻桌上的文件，一份关于永安县工业园区土地问题的调研报告。

这报告是我三个月前让人写的，写完了就放在那里，一直没人管。

我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永安县工业园区有个项目，占了三百亩地，三年没建厂。但补偿款已经全额打到企业账户上了，农民的补偿款一分没拿够。

企业法人：郑某某。

郑某某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忽然想起来了——傅年有个侄子，就叫傅某某，但不姓郑。

我上网搜了一下福安工业园区的企业名单。

法人那一栏，写的不是傅年的侄子，而是一个姓郑的。

郑某。

就是三年前那个被罚过款的企业老板。

我愣了好一会儿。手机突然亮了。

一条微信：刘礼贤发来的。

“明天上午十点，到我办公室。有些话，当面说。”

03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十，我到了省委大院。

刘礼贤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头，走廊尽头。我敲门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等了一会儿门才打开。

开门的是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深色西装。

“程主任吧？”她笑了一下，“刘书记正等您。”

她自我介绍说叫于初夏，省委组织部的，负责刘书记联络调度工作。

我点点头，走进去。

刘礼贤坐在办公桌后面，桌子上摆着一杯茶，冒着热气。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

我坐下来。

他先没说话，拿起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翻了几页，又放下。

“省纪委那个督查组，下周一就要正式挂牌了。”他说，“组长的人选，省里已经定了三个人，但都没通过。”

我不解：“为什么？”

“因为没人愿意干。”刘礼贤直截了当，“地方上的老爷们，谁愿意去查自己的同僚？查出来是功劳，查不出来得罪人。这个活儿，不是谁都能干的。”

我心里一动：“那您找我……”

“你不一样。”他看着我，“你在永安的时候，查过那家污染企业。那家企业背后的关系，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那家企业的法人是郑某，但真正的老板是谁，我一直没敢深挖。后来我被调走，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你以为你被调走是巧合？”刘礼贤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那是我安排的。”

我愣住了。

“永安那家企业，后面站着的人不是你能惹的。”他放下杯子，“但如果一直没人去碰，那些人就会觉得，整个省都没人能治得了他们。”

他顿了顿：“而你需要一个机会。”

我沉默了一会儿。

“您说的督查组，具体……”

“具体的事，报到那天会告诉你。”他摆摆手，“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就可以说——第一站，永安县。”

我一惊：“永安？”

“嗯。”他看着我，“那块地的事，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确实清楚。

永安工业园区那三百亩地，是三年前傅年在财政局当局长的时候批的。当时说好要建一个环保科技园，项目投资十个亿，解决就业五千人。

结果三年过去了，地还是那块地，项目还是那个项目。企业拿了地，拿了补偿款，什么都没干。

农民的地被征了，补偿款却没到手。

“我查过那笔钱的去向，”我说，“补偿款到了企业账上，但企业没发下去。那笔钱……”

“那笔钱，被挪用了。”刘礼贤接话，“用在别的地方了。”

“用在哪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到我的面前。

是一张转账记录。

收款方是省里某个部门的账户。转账金额，三百万。转账时间，去年三月。

我看着那个数字，脑子转得飞快。

“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副省长。”刘礼贤淡淡地说，“去年三月的时候，他还是这个部门的副职。”

我明白了。

“所以您让我去查这个案子……”

“不是让你去查他。”刘礼贤打断我，“是让你去查永安。查清楚永安的事，其他事自然会浮出水面。”

他看着我：“这个活儿，你敢接吗？”

04

我接了。

不是因为我胆子大，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接，我可能这辈子都只能当个副主任。接了，不管成不成，至少有个说法。

周一那天，我到省纪委报到。

督查组一共七个人，我当组长，下面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女同志，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纪检”叫老周。

老周是省纪委的老人，干了大半辈子，办案经验丰富。

报到那天，省纪委的负责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程组长，你们的任务就一个——查清楚永安那三百亩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好。

当天下午，我就带人到了永安县。

县政府的人听说省里来人调查，态度很热情，但热情里藏着警惕。

县长叫唐勇，四十多岁，胖胖的，笑起来一团和气。

他在会议室里招待我们，嘴上说“全力配合”，眼神却一直在躲闪。

“唐县长，”我说，“我想先看看工业园区的用地审批手续。”

唐勇顿了一下：“那……那些材料，我让人去找。”

他喊了个秘书进来，嘀咕了几句。秘书出去了，过了半小时，抱了一摞材料回来。

我翻了翻，发现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块地的征用审核报告。

“唐县长，征用审核报告呢？”

“那个……可能放在档案室了。我让人再找找。”

“唐县长，”老周在旁边插了一句嘴，“我们时间紧，能不能麻烦您现在就让人去档案室？”

唐勇的脸色有点难看。

他说好，然后让人去档案室找了半个小时。

东西没找到。

“程组长，你看，”唐勇摊开手，“可能是几年前的材料，搞丢了。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知道他在拖延。

我说：“没关系。征地审核报告没了，那征用补偿款的拨付记录总有吧？这个总丢不了吧？”

唐勇的表情僵住了。

“补偿款……”他咳了一声，“那个，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项目企业那边，资金不太够，补偿款就先发了大部分……”

“大部分是多少？”

“就……大概一半吧。”

“一半是多少？”

唐勇不说话了。

我替他说：“三百亩地，补偿款一共两千三百万。发了一半，还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在哪儿？”

“那个……在企业账户上吧。”

“企业账户上有没有这笔钱？”

唐勇没回答。

我站起来：“唐县长，我们明天要去企业一趟，麻烦您安排一下。”

唐勇的脸色彻底变了。

他说好。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是傅年打来的。

“老程，”他的语气很随意，就像老朋友聊天，“听说你去永安了？”

我说是。

“那种地方，有什么好查的？都是些陈年旧账。”

“傅市长，”我说，“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较真。”

他笑了一声：“较真好。但有时候，太较真容易吃亏。”

“谢谢您的提醒。”

挂了电话，我坐在宾馆的床上，想了很多。

傅年这个电话，来得太巧了。

我来永安，他还不知道我是督查组组长。但他的电话里，明显带着试探。他在试探我对事的态度。

他想知道我到底会查到哪一步。

第二天，我去了那家企业。

企业位于工业园区深处，占地很广。但厂区大门口长满了荒草，铁门上锁，锈迹斑斑。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了。

我找门卫了解情况。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说是三年前就被雇来看门的，一个月工资两千。

“老板呢？”

“老板是大老板，一年来不了一次。”

“那厂里现在有人没？”

“厂里？没人。设备都没进。”

我问他知不知道补偿款的事。

他说不知道。

我正准备走，他忽然拉住我的胳膊：“同志，你们是省里的吗？”

“那你们能不能帮农民们问一下？那片地上的补偿款，到现在都没发齐呢。有的人家，连一半都没拿到。”

“多少户？”

“四五十户吧。有的老人，等钱救命呢。”

我回到车上，心里堵得慌。

老周看了我一眼，说：“程组长，这个案子不好查。”

“后面的人，不简单。”

“我明白。”

“那您还查不查？”

我看着窗外。远处那片荒地上，有几个老人在捡东西。

“查。”

05

查了一个星期，进度不大。

企业那边根本不配合，财务负责人说是“人在外地”。县里的材料，能给的都给了，不能给的永远在“找”。

老周跟我说：“程组长，再这么拖下去，我们这趟就算白来了。”

我说我知道，但我不能直接动硬手段。一是没有明确证据，二是关系太复杂。

那几天，我把永安能看的东西都看了。除了土地问题，工业园区的其他项目也多少有些不干净的地方。但最核心的，还是那三百亩地。

我让人查了那家企业的资金流向。

结果让我吃了一惊：补偿款两千三百万，企业确实只发了一半。剩下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分八笔转出去了。

八笔转账，收款方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点——都是省直单位的账户，或者是和省里相关人员有关联的私人账户。

其中有一笔，就是刘礼贤给我看过的那张三百万的转账记录。

“程组长，”老周指着那张转账单，“这笔钱，转到了一个叫‘江北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的账户上。”

“这个协会是干什么的？”

“表面上是搞活动的，实际上……”老周压低声音，“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傅年他老丈人，省里原来的老领导。”

我心里一紧。

“那另外几笔呢？”

“另外几笔，有的转到了省里某个部门的‘工作经费’账户，有的转到了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谁的？”

“有一个是省里那位副省长的司机，有一个是唐勇的小舅子……”

我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轮廓。

这三百亩地，根本不是什么工业项目，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

土地批下来，补偿款到位，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账户，把这些钱洗出来，分给各路人马。

项目企业拿空壳公司装样子，真正的生意，是那两千三百万补偿款。

而傅年，就是整个链条的设计者。他在财政局局长的位置上，把这套流程做得滴水不漏。

但有一个关键环节，我还不知道：傅年本人，从中拿了多少？

要查清楚这一点，就必须查清楚那八笔转账的最终去处。

其中有一笔，转到了一个叫郑某某的账户上——就是被我罚过款的郑老板。

我在宾馆里坐了一整夜，把每笔转账记录看了一遍又一遍。

凌晨三点，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笔转给郑老板的金额，是一百五十万。而郑老板的账户，开户行在省城，不在永安。

郑老板是省城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跑到永安来投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项目？

只有一个解释——他是傅年找来的“白手套”。帮傅年把钱转出去的一个中间人。

我打电话给老周，让他查一下郑老板在省城的公司。

第二天下午，老周把结果告诉我：“程组长，郑老板名下有四家公司。两家空壳，一家正常的贸易公司，还有一家是省城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

“广告公司？”

“对。那个广告公司，省里很多政府部门的业务，都在他手上。”

郑老板不只是傅年的“白手套”，他还是省里很多人的“钱包”。政府部门在广告公司投钱，广告公司再把这些钱以“业务费”的方式返给个人。

这笔账，根本就是一个隐密的洗钱通道。

我坐在宾馆里，看着桌上堆满的材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趟水，比我预想的还要深。

刘礼贤说的“不能碰的东西”，果然碰不得。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06

张秀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一份材料。

“你那边怎么样？”她问。

我说还可以。

“你妈说，这几天楼下老有人指指点点的。有个人还跟她打听，说你是不是在查什么大案子。”

“谁打听的？”

“不认识，就说是个中年男人。”

“你别担心，”她说，“我能应付。”

“你跟妈说，别跟陌生人说话。”

“说了。但你妈那脾气，你也知道。”

我知道。我妈这个人，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她要是觉得有人欺负她儿子，她能把人骂到怀疑人生。

“对了，”张秀云说，“前几天，郭部长来找过我。”

“郭永安？”

“嗯。他说他也知道你在查永安的事。他的话……我没太听懂，但好像是在劝你，有些事查差不多就行了。”

我心里一个激灵。

郭永安是市委组织部部长，我的老领导。我来市里之后，他对我一直很照顾。但这次他去找张秀云，明显不是来“关心”我的。他是来传话的。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有些事，点到为止，对大家都好。”

我沉默了很久。

“秀云，”我说，“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得罪人，怕我出事。”

她笑了一声：“我怕你出事。但更怕你这辈子窝窝囊囊的。”

我鼻子一酸。

“你妈前几天还跟我说，”她继续说，“说你跟你爸一样。但你爸至少能把车间里那帮人管好。你呢？你能管好什么？”

她学着我妈的语气，学得惟妙惟肖。

我忍不住笑了。

“行了，不说了。”她说，“你赶紧忙你的，注意身体。”

挂了电话，我坐在把那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郭永安都找上门了，说明事情已经传开了。连我妻子都能被人找到，证明他们已经对我开始上心了。

我知道，必须加快速度。

第二天一早，我让人去查郑老板在省城的公司。

结果还没出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于初夏，省委组织部那个年轻女人。她说她正好路过永安，顺便来看看我。

我给她倒了杯水，说：“于处，您这是……”

“没什么，就是顺便。”

她看着我，笑了笑：“程组长，你到永安快两周了吧？”

“快了。”

“查到什么程度了？”

我没直接回答，反问她：“刘书记让您来的？”

她没否认，也没承认：“刘书记让我转告您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