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婷

每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盛宴即将开启，这不仅是全球足球迷翘首以盼的狂欢，也吸引着众多平时对足球兴趣寥寥的人加入这场热闹。近年来，世界杯所带动的经济效益已逐渐超越奥运会，彰显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无可撼动地位。从某种层面讲，足球还是对抗当下AI焦虑的绝佳运动，毕竟无论是亲自上场踢球还是坐在屏幕前观赛，都需要与真实的人和社群紧密相连。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男足再次与世界杯决赛圈擦肩而过，距离2002年那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入围，已然过去了24年。倘若从那时起养育一个孩子，如今都已到了能独立生活的年纪。

当然，感到更为遗憾的或许当属国际足联。本次世界杯首次将参赛队伍扩充至48支，亚洲区的名额也增加到了8.5个。即便如此，中国不仅没有离世界杯更近一步，反而在亚洲区小组赛阶段就险些出局。对于中国球迷而言，损失的或许只是情感上的寄托；但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失去的则是来自中国赞助和转播溢价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此次央视能够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进行讨价还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足球未能进入决赛圈这一状况。

面对中国足球的现状，球迷们常常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同时也不禁心生困惑：为何在14亿人口的大国中，竟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人？足球的选材范围相较于篮球、排球更为广泛，可为何就是难以选出优秀人才？这一问题通常被归咎于体制和人的因素，但其背后的根本性机制，远比我们直觉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本文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探寻中国足球未来的可能走向。

壹：人口基数大，足球就必然强吗？

从直观感受来说，人口基数越大，可供选择的足球人才范围就越广，理论上足球水平应该越高。但我们也能轻易找到反例：不仅中国，印度、印尼、美国等人口大国，足球水平同样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很难稳定地达到足球强国的水平。有人或许会说，这与足球文化（如南美地区浓厚的足球氛围）以及国家的发达程度有关。这些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并非故事的全部。

徽声在线曾报道，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足球的“规模诅咒”理论猜想。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而言，最优的人口规模大约在5000万到1亿之间，欧美足球强国以及日韩等国，基本都处于这个人口区间内。他的逻辑在于：一个国家职业联赛所能容纳的职业球员数量，以及职业球员在年轻人就业人口中的占比，决定了足球作为一项职业对普通人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才是决定足球选材规模的根本因素。

以中国和英国为例，中超和英超的球队上限都在20支左右，这进而决定了低级别联赛（如英冠、英甲，或中甲、中乙）的球队规模。经过计算，中英两国能够容纳的职业球员总数，尤其是顶级职业球员的数量，相差并不大。然而，中国的青年人口大约是英国的20倍。这意味着，中国青年选择足球作为职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或者说淘汰率，会远远高于英国。对于中国普通家庭来说，不让孩子投身足球事业，是更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中国特有的“12岁退役”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

只要足球职业岗位的总供给被锁定，庞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无法带来规模优势，反而会降低社会参与足球的动力——这就是足球“人口悖论”或“规模诅咒”的核心要义。

当然，也有人会提出疑问：中国人口众多，各类体育运动都涌现出了优秀运动员，足球为何就不能例外，为何始终无法培养出世界级球星？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可能违背直觉的问题。

贰：相较于篮球排球，足球选材范围更广，为何仍难选出世界级球星？

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足球场上，既有身高仅1.70米的梅西，也有高达1.95米的伊布，身高并未成为他们成为伟大球星的阻碍。然而，恰恰因为足球对身材的要求过于宽泛，反而增加了选材的难度。

像篮球、排球这类运动，身高与弹跳能力就是最为关键的天赋信号，而且这些天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显现出来。因此，像姚明、杨瀚森这样的运动员，即便基层教练的水平一般，也绝不会被错过。相反，对于身高要求相对不高的后卫位置，却一直是中国男篮选材的难点和争议点。一方面，后卫的选材理念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教练在选人时也更容易掺杂个人私心。这也是足球等运动长期受到基层教练问题诟病的原因之一。

与篮球相比，足球并不存在绝对的天赋信号。它的技能点更加丰富多样，位置分工也更为复杂，而且一些相对优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较大变化。足球是最容易出现“伤仲永”现象的运动。这里面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小时候发育早、身体强壮，在小年龄段比赛中表现出色，但到了成年队，技术意识跟不上，便逐渐掉队；另一种是小时候技术意识突出、成就非凡，但长大后身体发育跟不上，对抗能力不足或频繁受伤，最终退出天才行列。比如王楚，曾经是法国梅斯青年队的队长，与皮亚尼奇、马内等后来的世界级球星是队友，还拿过欧洲青年比赛的最佳球员，但成年后因身体原因频繁受伤，无法参加高强度职业联赛，早早退役，实在令人惋惜。

除此之外，足球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团队运动，对比赛经验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像网球这类运动，通过个人训练就能实现自我突破，足球的团队协作必须在实战中不断打磨。因此，足球人才的培养周期极长，往往要到18、19岁之后，才能大致判断一个球员的发展前景。作为世界上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足球对球员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要求也是极高的。那些世界级球星，如果不踢足球，在其他领域大概率也能取得不错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运动员可以通过培养来提升，但超级球星只能通过严格的筛选产生。这些因素决定了足球比其他运动更需要大规模的选材空间。

如果说增加选材供应是提升足球水平的重要途径，那么——

叁：城市超级联赛会成为中国足球的解决方案吗？

答案是：既不是，也是。

去年以来，“城市超级联赛”的火爆以及其带动下各地城市超级联赛的蓬勃开展，给了球迷们许多遐想的空间。甚至有球迷认为，城市超级联赛就是中国足球的出路。但这些讨论大多围绕城市联赛能否成为足球人才的蓄水池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超级联赛扩大了足球从业者的职业出路，对增加选材供给确实有一定作用。然而，这些联赛本质上仍属于业余或半职业比赛，很难真正培养球员、帮助球员提升竞技水平。每个城市新增的那几十个踢球岗位，对于解决“12岁退役”现象而言，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超级联赛并非解决问题的答案。

那为什么又说“是”呢？这或许要从一个调侃说起。

肆：中国足球是国运平衡器吗？

这可能是伤心不已的中国球迷最具创意的自嘲：一边是国家国运蒸蒸日上，另一边却是国足离世界杯越来越远。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伪相关问题，但公众号大V“九边”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解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新机会的不断涌现，为绝大部分青年提供了相对较好的上升路径。“卷学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比踢足球、搞体育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与之相对，很多小国弱国将搞体育视为普通人少有的公平上升通道。

回看日本足球的全面崛起，恰好始于其经济泡沫破灭、“失去的三十年”刚刚开启的九十年代初，似乎完美契合这一解释。日本当年因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出口受阻，加之企业无序扩张、人口转型、需求萎缩以及政策失当等多重因素，最终引发经济崩溃。日本青年逐渐丧失了快速的社会上升通道。这时，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不仅成为了“不坏的选择”，更成为了安放个体与社会情绪的重要出口。

当下中国似乎也面临着一些类似的挑战，但中国足球的崛起，真的要以社会发展减速为代价吗？在今天，我们有机会、也必须突破这一约束。相比当年的日本，我们同样面临着社会的巨大转型，但不是停下来，而是需要从“生产型社会”迈向“生活型社会”。过去几十年，作为“世界工厂”，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全力以赴，整个社会围绕物质生产高速运转，推动无数个体沿着优绩主义路径，实现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到了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条路已经不再那么好走。

当物质生产的溢价已经极低，当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与最廉价的消费品，当1000块钱的空调和5000块钱的空调功能差别不大时，当蜜雪冰城2块钱的甜筒口味也很不错时，物质消费的增长空间便被锁定了。那么什么是生活型社会呢？人们开始愿意放慢脚步，追求个体化的幸福，开始看重服务与体验所带来的独特的、无法被标准化的价值，并愿意为之付费，新消费的齿轮便会开始转动，全社会也将重新涌现新的发展通道。这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特别关注并支持服务性消费的原因。

那么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回到城市超级联赛的问题。如果说城市超级联赛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单纯的足球项目，而是文旅休闲项目。在这种意义上，城市超级联赛拉动的是足球相关的生活，创造了超越足球本身的需求与市场机会。但仅靠城市超级联赛还不够。只有当足球真正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衍生出更广泛的足球职业路径。

想象一下：孩子们不用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每天下课后能尽情地踢踢球；大人们不用加班，周末能约上朋友来一场球赛。哪怕只是为了热爱，只是为了在野球场上踢球更帅气，普通人也愿意聘请足球教练指导技战术，聘请运动教练指导体能恢复，委托机构组织足球活动，远征客场支持心爱的球队和球员。那些无法走上顶尖职业道路的球员，可以成为校园足球或社区足球的教练，可以成为运动指导员、体能康复师，可以成为足球技战术分析师、体育数据分析师、足球活动策划师、足球自媒体从业者……这些需求的大量涌现，才能促使更多家庭不让孩子“12岁退役”，也才能真正为中国足球提供足够的选材库。有了足够的参与者，足球体制改革、理念完善等也都将顺理成章。而归根到底，这一切有赖于社会动能的转换，有赖于社会整体松弛下来。

当下，AI的出现或许会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随着AI能力的越来越强，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从前“卷学习”的单一路径不再可行。为热爱投入，不仅是一种情绪消费，更可能成为一条真正的人生路径。中小学生不再围绕学习和考试来组织全部生活，他们能够更好地兼顾个体成长与未来所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投资于人”的一种方式。投资于人并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是激发每个人独特的潜能，并使其有机嵌入到社会的生活与发展中。这可能不再只是“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什么时候能实现”的问题。

最后是最近听到的一些故事，前面提到的球员王楚，现在开了一个高级足球训练班，据说收费不低，但各地的孩子乃至职业球员仍趋之若鹜。北京的一些中产热衷周末送孩子去滑雪，但不再是为了高考加分或成为第二个谷爱凌，而是想着孩子以后成为滑雪教练也能很好地养活自己......

最最后，再来一个呼应：如果让我为未来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选一个综合指标的话，我愿意用中国男足在世界杯上的名次来表示。

作者：李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