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胖胖君。

晋代名士张翰曾留下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生在世，贵在舒心适意，何必为了功名利禄，远赴千里之外为官呢？

当秋风在洛阳城头吹起，他忽然思念起故乡吴中的莼羹与鲈鱼脍，于是毅然辞官，当天便踏上归途。后来，八王之乱爆发，他在洛阳的同僚们大多陷入祸乱，不幸丧命，而他早已回到江南，得以安享晚年。

这在中国文人中，实属一种极为罕见的自持与洒脱。深入探究，历史上的文人其实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冲突与矛盾，或者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支是秉持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传统，他们通过科举之路，追求功名利禄；另一支则是选择隐逸避世的出世传统，以陶潜、张翰、聂绀弩等人为代表，他们远离朝堂，以清高自居。

前一支队伍声势浩大，主导了两千多年的科场与仕宦生涯；后一支虽然声音微弱，但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几个不肯屈膝折节的名字，他们构成了文明中最珍贵、最坚韧的那一小部分。

或许，这条线索，正是我们理解下面这件事的价值坐标：

近日，我偶然刷到一段视频，感触颇深。

视频中，一位家长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孩子尚未入学，尚未为任何人服务过一天，便妄图在公共道路上彰显特殊，自导自演、自封“神车”，将家庭私人喜悦直接转化为道路优先权的诉求，这样的行为，真的合适吗？

评论区里的留言，颇能反映人心向背：

几点看法，与大家共勉。

其一，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往往能透露出其对孩子教养的底色。

这位家长将孩子考入某所大学视为可炫耀的资本，恰恰暴露了其将人上人崇拜视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孩子尚未入学，尚未服务过任何人，家长却已摆出了当老爷的架势，这要是孩子真的进入了某个位置，那还了得？

家长在孩子考取某所学校的当天，首先想到的不是孩子将如何做人，而是立刻将其转化为公共道路上的优先待遇，这难道就是代代相传的育儿真谛？接近人上人，就等于荣耀加身？

其二，我深感悲哀的是，这种人上人崇拜的普遍性。

在这种价值观下，你要么在别人头上，要么在别人脚下，和谐互助的第三种可能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价值观的传导，既常见又可怕。

孩子从会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那一刻起，就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要如何踩到别人头上，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

这句被多数家长奉为教育金句的话，实则暗藏凶机——它默认了一个残酷的前提：社会必然是踩踏结构，你不上去就会被踩，所以你必须上去踩别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敌意，往往就是从这些劣性文化中滋生的。

三、虽说这位家长的行为令人不齿，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环境养成的恶果？

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自认为不做人上人，就是任人宰割的下人？

如果环境的每一个日常场景都在向普通人示范：人上人决定一切，你又怎么可能指望人们相信平等的价值？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示范中，人们又如何能避免学会这套算计？

往深一层想，这种炫耀其实是恐惧的产物，而非骄傲的彰显。

他们之所以要不停展演自己的层级，是因为他们深知这层级随时可能被剥夺。今天你是学霸家长，明天你儿子毕业分配不理想，你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把身上仅剩的那点人上人标签擦得锃亮、展示得夸张。这也是一种深深的、无法安顿下来的不安，是人上人结构本身对人的规训。你只有不停向下踩，才能证明自己没有掉下去。

正如哈维尔所说，连上面的人都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和下面的人一样，都要用外在的仪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大致便是如此了。

破除人上人崇拜的解药，我想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每一个下人都不再是下人，人可以在不巴结任何人的情况下过完体面的一生。当一个环境、文化在各种层面都真正做到了这一步，人上人这个词自然就消失了，因为它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没有人再需要向上爬，因为脚下的地面稳固可靠；没有人再需要向下踩，因为踩了也占不到便宜。

反观现阶段家长的精神状态，原本许诺的市场经济会带来独立人格、市民社会、作为有权利的个体意识，但实际结果却是市场没能生长出独立人格，反而与结构合谋，培养出了一批更加精明的人上人信徒、谄奴。他们不再有理想主义的包袱，只剩下赤裸裸的向上攀爬的本能。这类行为不是当代家长的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人的标配。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用尽了力气，都想告诉国人：每一个个体都是目的，不是手段；每一个人的尊严都不需要靠踩着别人来证明。现代人不是想做人上人的人，而是不需要做人上人也可以活得堂堂正正的人。

但这些声音，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类余毒面前，几乎全数溃败。

或许吧，原本制造并维持这样观念的人，自有他们的利益考量。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后世人眼中，是站在被这套观念伤害的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制造它、纵容它、享受它的那一边。如果终有一天我们走向文明，那么今天所有为这套观念添砖加瓦的人，理应在史册中备受唾骂。

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之于当代国民，不是所有人都是阿Q，但阿Q身上却凝缩了国民性的病灶。

哎！这真是令人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