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哥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那天，北京的风很大。他那件穿了至少四年的黑色冲锋衣在风里鼓着，脚下是一双看不出牌子的旧运动鞋。

我站在玻璃幕墙里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羡慕、惭愧，还是某种被彻底击碎后的清醒。

就在前一天，这个在公司里向来毫无存在感、甚至常常被年轻同事私下里打趣“抠门”的老林，主动敲开了HR办公室的门，领了那份很多人避之不及的裁员赔偿金，笑着办完了离职手续。而在此之前，整个部门因为裁员的传闻已经人心惶惶了整整一个月。

我叫程宇，今年三十二岁，在这个号称一线城市的CBD里做着一份外表光鲜的策划工作。在认识林哥真正的底牌之前，我一直是那种标准的高级“月光族”。每个月两万多的薪水，听起来似乎不少，但每个月发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张卡和那张信用卡之间玩乾坤大挪移。

早上必须是一杯三十几块的星巴克或者Manner，否则就觉得一天没有开始；中午和同事去吃个轻食或者日料，人均七八十是常态；衣服要穿带点质感的轻奢品牌，鞋子要追当季的新款。

到了周末，所谓的“犒劳自己”，就是去新开的网红餐厅打卡，或者看一场几百块钱的脱口秀。我的朋友圈里，永远是精致的下午茶、刚刚拆封的数码产品，以及带着滤镜的精致生活。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至少在表面上，我活成了一个体面的都市白领。

林哥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坐在我斜对面，今年三十八岁，来公司六年了。他的桌子上永远放着一个漆皮都磕掉了一块的旧保温杯，里面泡着不知道从哪个超市买来的平价茶叶。

他几乎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点下午茶，每次大家在群里拼单买奶茶、买咖啡，他总是回一个笑脸，说“你们喝，我最近胃不舒服”。

他的午餐永远是自己带的饭盒，用微波炉热一下，有时候是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配米饭，有时候是昨晚的剩菜。他的衣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夏天是纯色的棉T恤，冬天就是那件黑色的冲锋衣。有好几次下班，我看到他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向两公里外的地铁站，而我则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叫了一辆专车。

那时候，我私下里觉得林哥活得太憋屈了。人活一辈子，赚了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图什么呢？我甚至在心里暗自骄傲，觉得虽然我没存下什么钱，但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而林哥，不过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人。

直到今年下半年，行业的寒冬毫无预兆地降临了。公司的业绩断崖式下跌，最大的两个客户相继解约。起初只是取消了下午茶和加班餐，接着就是停止招聘，最后，那个所有人都害怕的词——“优化”，开始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里悄悄流传。

那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一个月，表面上我依然每天穿着精致的衬衫去上班，但内心的恐惧像野草一样疯长。我不敢算账，但脑子里的数字却无比清晰：房租每个月六千，车贷每个月四千，信用卡里还有两万多的分期没有还完。我的银行卡余额，甚至不够支撑我三个月的基本开销。

如果我被裁了，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车贷逾期了怎么办？如果两个月找不到工作，我是不是就要灰溜溜地卷铺盖回老家？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焦虑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心跳就会不由自主地加速。

在公司里，我变得极其敏感，领导的一个眼神、HR的一次路过，都能让我脑补出一出被辞退的大戏。我开始拼命地加班，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只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价值。

那段时间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有人偷偷在招聘网站上刷简历，有人聚在茶水间里痛骂公司，还有人像我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只有林哥，依然是那副雷打不动的样子。他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工作依然做得有条不紊，保温杯里的茶依然冒着热气。他甚至还有心情在午休的时候，去楼下的小花园里喂流浪猫。

有一天晚上，部门为了赶一个紧急的补救方案，全体加班到了十一点。方案交上去后，大家都累得瘫在椅子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提议去楼下吃点夜宵，其他人都借口太累想回家，最后只有林哥站了起来，说：“走吧，我请你吃碗面。”

我们去了街角一家很不起眼的拉面馆。昏黄的灯光下，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端了上来。我看着对面穿着旧外套的林哥，终于忍不住把憋了很久的疑问吐了出来：“林哥，最近公司传裁员传得这么凶，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就不怕被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