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影视作品中的商人，不是烈士就是汉奸？

为何只有军人用生命守国土，却没有商人用利润支撑战争？

也许在真实的历史中，大多数的人既不是英雄，也未必就是叛徒。

或许只是因为非黑即白更容易产生代入感，或许只是因为殉国远比经营企业更有戏剧张力，或许只是因为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灰色生存者并不被大众接受与认可。

如果不是因为田家泰散尽家财才把机械厂拆掉，或许此时他第一个需要面对绝不是日本宪兵队，而是由国民政府派出的暗杀特种部队。

如果不是因为田家泰自降身份向丁玉娇和张汝贤这两个下人解释清楚，或许此时他早就被这对公媳出卖和告发了。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像田家泰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只能表现出宁死不屈与散尽家财的决心，动辄还要有以自杀来明志的决心与行动力。

于是便有了田家泰不愿也不敢签字的一幕，于是便有了田家泰在狠狠掌掴了两个带枪又带刀的日本军官，还能顺利拿起驳壳枪以死明志的一幕。

在所有人的眼中，像田家泰这种民族资本决不能表现出“不是不爱国，而不能只靠爱国活下去”这种逆大势与潮流的想法与做法，因为这样的田家泰只会也只能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永世不得翻身。

可真实的历史真如剧中田家泰这般永不屈服、以死明志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往往是一种最简洁、最廉价、最高级用来表达爱国意志与情操的方式。

因为有钱的商人天然是逐利无义的，因为有钱的商人必须依靠放弃利益来证明自己是名爱国者。

当上海在淞沪会战沦陷之后，当大量没有撤离或迁往重庆的企业面对合作与死亡两种选择时。

大多数的普通人与民族资本家还是会选择活下来，他们只能在灰色地带中选择表面上的合作，他们还会有许多人在暗中资助抗战，他们时刻都在两边谨慎周旋以求活命与保命。

当上海在淞沪会战沦陷之后，以死明志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常态，而是一种个例甚至是极端行为。

如果他们无法像田家泰这般能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将工厂拆掉并转移，更多还是会选择停产观望、以最低限度经营等方式来应付侵略者。

因为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连日本军人都明白的道理，即便田家泰把机械厂搬空了，可像他这样的资本家依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大到可以让两个骄傲的日本军人甘愿受辱。

或许我们早就该摒弃商人爱国必须依靠放弃利益来自我证明，或许赚钱与救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件事情且并不相互矛盾。

或许能在大上海立足且存活下来的民族资本与企业，早就不是那种一个人可以拍板与决定一切的家族企业。

他们的个人意志未必可以凌驾于整个企业与现实之上，因为他们需要顾及成百上千员工的生计，因为他们还要顾及来自银行的债务与压力，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被结构而非个人意志推着走的。

如果一个选择或无奈留在沦陷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只要跟日本侵略者有接触，那么他就如田家泰这般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如果一个这些无法全身而退的民族资本家，在沦陷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被绝对的道德化。

那么那些为了保住工厂不被日军接管、那些避免员工失业甚至被屠杀、那些为地下力量提供掩护的民族资本家，如何才能做到白天不给日军供货，晚上却还要给抗战输血呢？

或许我们将投敌这个概念过分简单化了，或许我们过于忽视经济战场这一阵地了。

无论对于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来说，战争绝非只是枪炮、间谍与刺杀这么简单，而那些被控制在侵略者手中的民族资本家也并非只是背景板这么简单。

或许田家泰本可以不选择以如此英勇的方式下线，或许苟活下来的田家泰远比成为烈士的田家泰对抗战帮助更大。

也许抗战中的民族资本家，不该被逼着做道德选择题，也许他们多希望有人帮自己做生存博弈题。

或许对抗战中的民族资本家来说，他们最大的原罪并非是逐利二字，而是不得不在国难中继续保持且坚定的逐利。

关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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