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上海党史网《"我们的统战对象"陆小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文人"陈毅与徐志摩的"交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官网、徽声在线《忆姑母陆小曼》《北京与上海：陆小曼的双城记》、环球人物《陆小曼，用画笔疗伤》、北京大学新闻网《诗人徐志摩空难丧生》、中国新闻网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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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的上海，春意盎然。

此时，上海文史研究馆与中国画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这两个机构肩负着重要使命——汇聚那些学有所长、生活困顿的老文化人和老画家，为他们提供正式的身份和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能够安心创作。

消息一经传出，上海文化圈顿时热闹起来。

有人积极举荐，有人毛遂自荐，还有人托关系递话。

在这众多的人选中，有一个名字被上海市长陈毅亲自提及。

这个名字便是陆小曼。

陈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陆小曼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要给予妥善照顾。

她书画功底深厚，学识渊博，安排到文史馆工作再合适不过。

那一年，陆小曼已53岁。

53岁才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值得说道的事情。

然而，在陆小曼身上，这件事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缘由——陈毅在说出“统战对象”这四个字之前，还提及了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牵扯到一段跨越三十年的师生缘分，一场曾公开见报的笔墨交锋，以及一位已去世二十五年的诗人。

这位诗人便是徐志摩。

而陆小曼，正是徐志摩的遗孀。

从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离世，到1956年陈毅出面安排陆小曼工作，中间整整相隔了二十五年。

这二十五年里，陆小曼从一位名震北平的名媛，沦为了住在上海弄堂里、靠卖画和朋友接济度日的病人。

在新社会里，她的名字几乎已被人们遗忘。

但陈毅却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不仅记住了，还亲自过问她的工作安排。

他给出的理由，并非统战政策的套话，而是一句饱含私人感情的话——他说陆小曼是他的师母。

一位共和国的市长，开国元帅，对着一位穷困潦倒的民国遗孀，喊出了一声师母。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需从陆小曼的前半生说起。

也要从陈毅和徐志摩之间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说起。

【一】名媛出身：从上海孔家弄到北平社交圈

陆小曼于1903年11月7日出生在上海孔家弄。

祖籍江苏常州武进。

祖父陆荣昌在清代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迁居上海，到了她父亲陆定这一代，已成为上海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

陆定此人，来头不小。

他曾被清政府公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师从伊藤博文。

回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担任过财政部司长、赋税司长，后来辞官下海，参与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是国内银行界零存整取业务的开创者之一。

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出身江南名门，古文功底深厚，擅长工笔画。

“小曼”这两个字，便是从吴曼华的闺名中取来的。

陆定和吴曼华前后共生育了九个孩子，但只有陆小曼一人存活下来。

这种独生子女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陆小曼从小便是全家的中心。

陆小曼六岁那年，随母亲从上海前往北京与父亲团聚。

她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九岁进入北京女子中学，十三岁转入法国人创办的圣心学堂。

圣心学堂是当时北平最顶尖的贵族学校。

学生大多是外国驻京使节的子女，中国学生也皆是军政部长级别的官家小姐。

陆小曼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法语、英语，弹奏钢琴，描绘油画。

她的语言天赋很快便显现出来——法语和英语都说得极为流利，读写也毫无障碍。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当时有一位法国客人到圣心学堂参观，看到一幅油画，询问是谁所画。

校方回答是学生陆小曼的作品。

那个法国人当场掏出两百法郎，买走了这幅画。

这件事在学校里流传了许久，陆小曼的名字也首次在北平社交圈里被人提及。

十六岁那年，圣心学堂推荐陆小曼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帮忙。

当时的外交总长是顾维钧。

圣心学堂每年都会推荐精通英法双语的年轻学生到外交部做接待工作，陆小曼是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

顾维钧对陆小曼的评价颇高。

他当着陆定的面对朋友说：陆建三相貌不算聪明，他的女儿陆小曼小姐却既漂亮又聪明。

在外交部工作的那几年，陆小曼接待过不少外国使节，见识过诸多大场面。

她举止大方，谈吐得体，外语流利，很快就成为了北平社交圈里的名人。

那时北平城里最出名的两位名媛，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唐瑛，另一位便是北京土生土长的陆小曼，人称“南唐北陆”。

胡适后来评价陆小曼，称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郁达夫的说法更为夸张——他称陆小曼是“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见过陆小曼本人的人回忆，她五官柔和清秀，气质婉约，笑起来十分甜美。

她体态轻盈，说话声音柔美，待人热情周到。

即便到了五十多岁，画家傅抱石见到她还感叹：陆小曼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虽已年过半百，风采依旧。

从十三岁到十九岁，陆小曼的人生轨迹如同一条向上的直线。

家里有钱有势，自己有才有貌，社交圈里人人追捧。

这种日子，放在任何时代都令人羡慕不已。

但陆小曼自己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并未觉得多么快乐。

她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婚后一年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能随意听凭别人安排，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

这句话指的是她的第一段婚姻。

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便不是她自己选择的。

【二】第一段婚姻：王赓与那场“特别快车”

陆小曼十九岁那年，父母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

男方名叫王赓。

王赓是江苏无锡人，祖上曾显赫一时，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

但王赓本人十分争气——1911年考上清华，后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又考入西点军校，接受完整的美国陆军高等教育。

在西点军校，王赓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是同期同学。

1918年王赓从西点毕业，1919年随顾维钧、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担任翻译。

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职，年纪轻轻便做到了陆军少将。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北平城里的适婚青年中堪称顶尖。

陆小曼的父母对这门亲事极为满意。

从订婚到结婚，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当时的报纸将这种速度称为“开特别快车”。

关于陆小曼和王赓结婚的具体年份，史料记载略有出入。

中国新闻网2011年的报道称是1920年，王赓二十六岁，陆小曼十八岁。

其他一些资料则说是1922年。

无论哪一年，当时陆小曼确实还很年轻，不到二十岁。

结婚后的头半年，两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但半年过后，矛盾便逐渐显现。

王赓是西点军校出身的军人，生活极度规律。

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看书，都安排得一丝不苟。

他性格耿直木讷，不懂浪漫，也不会说甜言蜜语。

陆小曼则恰恰相反。

她天性活泼，喜欢热闹，喜欢跳舞、听戏、逛街、交朋友。

她无法忍受那种刻板、按部就班的生活。

两人的性情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据陆小曼的堂侄女陆宗麟后来回忆，有一次王赓当着陆小曼女伴的面，说了很重的话，指责陆小曼不成体统。

这次争吵之后，陆小曼干脆搬回了娘家居住。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便埋下了裂痕。

两人的成长背景、性格志趣、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硬凑在一起，痛苦是迟早的事。

就在陆小曼最为苦闷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个男人便是徐志摩。

他是王赓的朋友，也是梁启超的弟子。

他和王赓本就相识，常来王赓家里做客。

一来二去，便认识了王赓的妻子陆小曼。

那是1924年秋天。

徐志摩刚从印度回国，在北平《晨报》担任编辑，同时在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兼课。

他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在北平文化圈里名气很大。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相识，最初是在王赓家的客厅里。

两人都是聪明、敏感、富有艺术气质的人，聊起天来十分投缘。

徐志摩谈诗，陆小曼谈画，越聊越觉得彼此是懂自己的人。

但问题在于，陆小曼是有夫之妇。

这段感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坚决反对，社会舆论也不看好。

徐志摩那边的朋友，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议论纷纷。

1925年3月，徐志摩远赴欧洲。

他走之前，陆小曼去车站送行。

两人在站台上当着众人的面，连一句私下的话都没敢说。

徐志摩走后，陆小曼写了一本日记，即后来出版的《小曼日记》。

日记从1925年3月写到7月，里面全是她一个人的思念和挣扎。

3月11日的日记里，陆小曼写了车站送行那天的情景。

她说自己在人群中不敢流露出难受的样子，只能笑嘻嘻地谈话，假装满不在意。

好几次想离开众人过去说几句真话，可真到了跟前，连话都说不出口，只能泪汪汪地看着他。

3月19日的日记里，她写得更加直白：“你我已无缘，又何必使我们相见，且相见而又在这个时候，一无办法的时候？”

她用“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句诗来形容自己的处境。

这段时间里，陆小曼一边承受着家庭的压力，一边思念着远在欧洲的徐志摩。

她在日记里反复给自己打气，说自己一定会想办法争取自由，让徐志摩耐心等着。

1925年，陆小曼终于和王赓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段维持了几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

离婚之后，陆小曼并未马上和徐志摩结婚。

中间又拖了一年多，因为双方家庭的阻力实在太大。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他的要求很苛刻：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徐志摩三十岁，陆小曼二十三岁。

婚礼上发生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情——证婚人梁启超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把新郎新娘痛骂了一顿。

他说两人都是离过婚的，还敢大办婚礼，太不知道羞耻了。

他教训徐志摩，说他性情浮躁，治学不见进步，用情不专；又教训陆小曼，说她不守妇道，水性杨花。

最后梁启超撂下一句话：你们两人以后都要痛自悔悟。

这场婚礼，与其说是喜庆，不如说是一场公开的训斥。

徐申如没有出席婚礼。

他对陆小曼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差，后来过六十大寿的时候也不许陆小曼到场。

但陆小曼不在乎这些。

她终于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了。

婚后，两人搬到上海居住，度过了一段短暂但甜蜜的时光。

他们还合作写了一部五幕话剧《卞昆冈》，陆小曼出故事框架，徐志摩执笔，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边聊边写。

这段日子，是陆小曼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她自己也没想到，这段幸福只维持了五年。

【三】1931年：那架撞在开山的飞机

婚后的日子逐渐变了味道。

陆小曼花钱大手大脚是出了名的。

她住洋房，雇佣人，买衣服首饰，一个月的开销大得惊人。

徐志摩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消费水平。

他不得不在好几所大学同时兼课，在北平与上海之间来回奔波，挣更多的钱来养家。

更严重的问题是，陆小曼染上了抽鸦片的习惯。

关于陆小曼是如何染上鸦片瘾的，史料记载不一。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她身体不好，经常头疼、胃疼，一个叫翁瑞午的推拿医生建议她用鸦片止疼。

她试了几次，觉得确实有效，就这么抽上了。

翁瑞午这个人，后面还要详细介绍。

他是丁氏推拿流派的传承人，会写行书和小楷，会唱京戏和昆曲，家里原来也是有钱人家。

他后来成了陆小曼后半生最重要的人。

夫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徐志摩希望陆小曼能收敛一些，把日子过成正常人的样子。

陆小曼则觉得徐志摩不理解她，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郁达夫后来回忆过一件事：有一次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扔过去。

徐志摩躲开了，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

这件事说明，两人当时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1931年春天，陆小曼画了一幅长近四米的《设色山水》手卷。

画的是江南秋色，云雾迷蒙，山林掩映。

徐志摩看到这幅画之后非常喜欢，把它装裱好带在身边，到处找朋友题跋。

第一个题跋的是邓以蛰——美学家，邓稼先的父亲。

邓以蛰看了画之后大为惊讶，说两年没见陆小曼，她的画技已经精进成这个样子了。

第二个题跋的是胡适。

胡适写了首白话诗，半夸半劝：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

他劝陆小曼不要闭门造车，要下苦功夫，多观察真实的山水。

后来杨杏佛、贺天健、梁鼎铭等人也都在这幅画上题了字。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带着这幅画，从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

他要去北平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同时也打算继续找朋友给这幅画题跋。

他乘坐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

这是一架司汀逊式六座单叶九汽缸飞机，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壁堂，都是南苑航空学校的毕业生。

飞机上除了四十多磅邮件，乘客只有徐志摩一人。

那天早上八点，飞机从南京起飞。

一开始天气很好，可飞到济南附近的时候，遇到了大雾。

飞行员降低高度寻找航线，结果在济南市长清县的开山（也叫西大山）撞上了山顶。

机毁人亡。

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徐志摩时年三十五岁（也有说三十六岁的，按虚岁计）。

那幅《设色山水》手卷因为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居然完好无损。

消息传到上海，陆小曼整个人崩溃了。

她哭晕了好几次。

她给徐志摩写了一副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欲死未能因母老”——她想死，可母亲还在，不能死。

“遗文编就答君心”——她要把徐志摩的遗作整理出来，报答他的心意。

从这一天起，陆小曼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

那个在北平社交圈里闪闪发光的名媛，那个跟徐志摩轰轰烈烈爱了一场的女人，从此只剩下一个身份：徐志摩的遗孀。

她素服终身，不再打扮，不再出去交际。

她把徐志摩的所有文稿都收集起来，开始着手编辑《徐志摩全集》。

这项工作，她一做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完成。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守寡之后的日子，比她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四】困在上海：二十五年的独居与挣扎

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陆小曼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搁现在说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

可陆小曼的二十八岁，是在痛不欲生中度过的。

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经过这一场打击，更是每况愈下。

头疼、胃疼、关节疼，各种毛病都来了。

她本来就在抽鸦片，这一下抽得更凶了。

鸦片本来就是用来止疼的，现在成了她麻痹自己的唯一方式。

翁瑞午这时候正式进入了她的生活。

翁瑞午是个推拿医生，也是个文人。

他会画画，会唱戏，字写得漂亮。

他跟陆小曼本来就是朋友，徐志摩去世之后，他经常来看陆小曼，帮她推拿，陪她说话，经济上也尽量接济。

时间久了，两人便住在了一起。

他们没有结婚。

陆小曼的态度很明确。

她跟翁瑞午之间是朋友、是依赖，不是爱情。

她后来说过，自己对翁瑞午只有友情，没有爱情。

她还说过一句话：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

她穿着素服，不再涂脂抹粉，不再参加社交活动。

她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就只剩下画画、编稿子、跟翁瑞午两个人。

胡适曾经找过陆小曼，要求她跟翁瑞午断交。

胡适的意思是，你跟翁瑞午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传出去不好听。

陆小曼拒绝了。

她需要翁瑞午，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活照料上。

翁瑞午对陆小曼确实够意思。

他把自己家的东西一点一点变卖，换成钱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他收藏的字画、古董，陆续都卖光了。

到了后来，他家底也空了。

陆小曼靠什么收入？卖画。

她的画确实有水平。

1941年，她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山水、花鸟作品一百多件，轰动一时。

可平时卖画能挣多少钱？尤其是到了战乱年代和解放初期，买画的人越来越少。

1949年7月，陆小曼有两幅画入选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美术作品展。

1955年3月，又有两幅画入选第二次全国美展。

这说明她的绘画水平是得到官方认可的。

可展览归展览，展览完了，日子还是穷日子。

1955年，翁瑞午出了事。

他跟一个未成年的女学生发生关系致其怀孕，因此入狱。

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肺病。

出狱之后回到陆小曼身边，身体已经垮了。

这时候的陆小曼，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

翁瑞午病倒了，不能再出去挣钱。

她自己的画也卖不出去几张。

靠什么活？

她后来在一份履历里写过一段话：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

“一直生病”四个字，背后是二十多年的病痛。

从二十八岁守寡到五十三岁，二十五年时间，她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过来的。

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陆小曼四十六岁。

她本来以为自己的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一个病恹恹的老女人，住在上海的弄堂里，靠卖画和翁瑞午接济，慢慢等死。

可新社会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解放后，陆小曼开始尝试改变。

她下定决心戒鸦片，给自己定了一些日常规则：写日记，继续学画，收集徐志摩的文稿，筹备编辑《徐志摩全集》。

她不再演戏，不再跳舞，不再出入社交场。

堂侄女陆宗麟回忆说，陆小曼从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忽然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有所作为的人。

可精神上有了变化，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解决。

她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身体还是不好。

在新社会里，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是很难过的。

1956年春天，上海办了一场画展。

著名画家钱瘦铁等人组织的，陆小曼也送了几幅画去参展。

她当时可能根本没想到，这几幅画会改变她后半生的命运。

画展当天，上海市长陈毅来看展。

他走到陆小曼的画跟前，停下了脚步，仔细看了很久。

他问身边的人，这画是谁画的。

旁边的人看了落款，告诉他：陆小曼。

陈毅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脸上的表情变了。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可在他心里，这个名字搅动了一段尘封了三十年的记忆。

而当这位日理万机的市长在画展结束后专门向工作人员问起陆小曼的近况时，他听到的回答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非常困难。

陈毅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上海党史的史料里。

没有人知道，这位戎马半生的市长，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三十年前北平中法大学的一间教室，和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年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