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声在线评论员 林晓峰

6月22日，一封由48家在中国市场运营iOS应用的中小开发者联合署名的举报信，正式递交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封名为《关于苹果公司滥用中国市场垄断地位的开发者联名举报信》的文件，直指苹果在中国市场存在限定交易、差别待遇、搭售及不公平高价等垄断行为，并明确要求苹果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应用内第三方支付系统以及外链支付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苹果公司曾在中国市场主动进行了一次费率调整。自3月15日起，苹果首次下调了中国市场AppStore应用内购买（IAP）的费率标准：标准企业的费率从30%降至25%，小型企业等特定业务的费率则从15%降至12%，并宣称这是“中国最低费率承诺”。

然而，这一“挤牙膏”式的降费举措，在中国开发者群体中并未获得认可。他们普遍认为，这只是苹果为了应对中国市场日益高涨的抗议声浪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在欧洲、日本以及最近的巴西市场，苹果不仅降低了IAP费率，还开放了第三方分发和外链支付功能，使得当地开发者支付的“苹果税”实际远低于中国市场。

据《徽声在线》深入报道，目前海外开发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分发（费率约5%）、外链支付（费率10%~15%）等多种渠道，将综合费率大幅降低至5%左右。而中国开发者则因缺乏替代渠道，仍被迫接受25%或12%的高额“苹果税”。

“苹果税”是依托iOS封闭软硬件生态构建的一套完整收费体系，其核心在于强制绑定的IAP机制。这套机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根源在于苹果掌握了软硬件一体化的闭环优势。在iOS生态发展初期，市场规模迅速扩张，苹果与开发者能够共享增量红利，双方利益相对兼容。但如今，iOS已成长为一个具备绝对支配力的超级平台，仅中国市场的活跃iOS用户规模就已突破上亿大关。

在平台高度成熟的阶段，高额“苹果税”的负面效应愈发凸显。一方面，固定高比例的抽成严重压缩了中小开发者的利润空间，抑制了他们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这些成本最终往往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例如，一些应用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提高售价或增加内购项目，这无疑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面对“苹果税”带来的种种问题，全球多地监管机构已经出台了约束政策。其中，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理范本。该法案认定苹果属于“数字看门人”，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等垄断行为。为此，欧盟多次对苹果开出巨额罚单，尽管苹果多次申诉，但欧盟始终坚持认为，苹果未能证明封闭支付、单一分发等做法具备客观必要性，这些理由不能成为垄断限制竞争的借口。紧随欧盟之后，日本、巴西等国也选择了跟进监管。

然而，在中国市场，苹果仅完成了小幅的费率下调，支付与分发渠道的壁垒依然坚如磐石。中国市场是苹果的核心市场之一，本土开发者对iOS生态的贡献度远超日本、巴西等区域市场。数据显示，中国AppStore生态年交易规模在2023年就已超过3.76万亿元，其中近90%的下载量和95%以上的开发者营业额均来自中国开发者创作的App。庞大的用户基数和海量的本土开发者持续为苹果创造稳定的服务收入，支撑着AppStore的全球营收增长。从市场公平的角度来看，体量更小的日本、巴西都能获得开放第三方支付、降低综合费率的政策待遇，规模更大的中国市场理应享受无差别的公平规则。仅靠小幅下调几个百分点的“挤牙膏”式降费，显然无法匹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贡献。

本次48位中小开发者的联名举报，虽然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但行政监管与司法诉讼的难度依然较大。以2024年5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的国内首例消费者起诉苹果“苹果税”垄断纠纷案为例，原告以苹果强制IAP支付、抽取30%佣金构成不公平高价、强制搭售为由提起诉讼，但最终被法院驳回。参考这一案例，本次48位中小开发者需要测算全行业的利润损失、抑制创新的数据，还要能够论证“佣金显著超出合理经营回报”，这又涉及到对苹果相关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分析。这些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都非常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站在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苹果公司应更有担当，主动开放第三方支付与外链渠道，实现平台、开发者、用户三方的共赢。短期来看，开放多渠道支付或许会导致苹果的收入减少，但长期来看，iOS强大的生态红利足以对冲这一短期损失。经营成本降低后，大量中小开发者将留存于iOS平台，新的开发者也会陆续加入，AppStore的蛋糕将会越来越大。此外，苹果IAP支付具备一键扣款、统一退款、隐私防护等差异化优势，大量用户仍会主动选择IAP渠道进行支付。

更关键的是，开放支付、分发渠道已是全球统一趋势。苹果主动调整规则，不仅是对中国市场“全球最低费率”承诺的兑现，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市场公平的必要之举。这份承诺需要得到切实的履行，以维护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