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23日，南京，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正在翻阅省信访室编印的《信访情况》。一封并不起眼的群众来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笔。信中反映，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成立多年，却没有多少正常经营活动，主要靠许诺高额回报吸收资金。

这种事，表面看是企业经营，往深处查，往往牵扯出一串问题。曹克明没有把它当成普通债务纠纷，而是反复阅读材料，分析资金来源、利息水平和企业背景。随后，他在信件上写下批示：“查，立即派人核查。”

一句话，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当时的曹克明已经59岁。1934年11月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他，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在工厂、地方和纪检岗位上长期工作，形成了一个鲜明特点：遇事不绕，查案不浮。有人评价他“铁”，并不是说他只会严厉处理人，而是说他面对复杂关系时，很少因压力改变判断。

调查组很快成立。1994年7月13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听取初步调查情况后，决定把新兴实业总公司案件作为全省重点案件查处，由曹克明负责统筹，省纪委牵头，从公安、检察、法院以及审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力量。

7月15日，调查组进驻无锡。随着账目和材料逐步展开，案情远比举报信写出的内容严重。新兴实业总公司以高额回报吸引资金，形成了不断拆借、层层转移的复杂局面。资金来自多个省市，参与其中的单位数量庞大，一旦处理不慎，不仅会造成巨大损失，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有意思的是，调查刚开始，主要涉案人员邓斌已经买好了离开无锡的机票。办案人员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曹克明当即意识到，控制关键人员是查清事实的前提。他召集有关部门和无锡方面研究措施，经过周密安排，及时将邓斌控制，避免了重要线索中断。

邓斌原是无锡一名普通居民。上世纪90年代初，她利用人们急于获利的心理，通过各种关系扩大影响，又借助一些人的身份和声望为企业造势。许多人看到的是“高回报”，却没有认真追问资金究竟投向何处。正是这种盲目扩张，使一个缺乏真实经营基础的机构越滚越大。

曹克明没有满足于抓住几个关键人物。他提出，案件要从审计入手，以查案突破，以资金清退维护稳定，再通过稳定局面减少次生影响。省、市、县三级审计部门抽调360多名专业人员，对公司本部及相关单位账册进行全面审核。

查账是最费时间的环节。账目多，往来单位多，许多资金经过反复转移，单凭口供很难还原全貌。曹克明要求边审计、边催收，对能够确认的资金及时追缴，尽可能减少损失。他还亲自协调办案中的难题，不让查案与善后彼此脱节。

一年多时间里，曹克明先后36次到无锡具体指导案件，八次赴北京向中央纪委汇报情况。材料送到他手里，重要细节往往要逐页审阅。发现前后矛盾，他就要求重新核对；出现新的线索，则继续追查，绝不因为案情庞大便草草收尾。

查清后的数字令人震惊。新兴实业总公司从1989年成立到1994年6月，非法吸收资金达32.15亿元，涉及13个省市，直接发生关系的企业有368家。案件共查处违法违纪人员179人，其中99人因严重经济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12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挽回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损失。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只是金额巨大，更在于它暴露出当时经济活动快速发展过程中，监管、审计和权力约束存在的漏洞。高额回报、关系背书和信息不对称相互叠加，普通参与者很难判断真相，而一些管理人员的失守，又给了问题不断扩大的空间。

曹克明的办案风格，并非从这起案件才开始形成。早在1993年，中央纪委提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后，江苏结合本地情况增加了三项要求，涉及公务宴请、住房以及车辆使用。

清理违规车辆时，省级机关带头行动，南京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使用的9辆进口豪华轿车，不到一个月便全部处理。后来全省共清理出违规车辆850辆。有人提出能否“下不为例”，曹克明没有接受，认为制度一旦执行就不能给观望者留下退路。

他查大案，也管小事。经济发展后，一些路边洗车点拦截外地车辆，强行收费。曹克明曾在夜间乘车暗访，发现问题后又折返回去核实。整顿之后，相关洗车点受到处理，其中6家被通报，12家被吊销营业执照。

在生活上，他同样不愿给基层添麻烦。南京前往南通或连云港途中，他常让家里准备面包、蔬菜等简单食物，到了饭点就在路边解决。到基层调研时，他劝县里主要负责人去忙工作，不必专门陪同。

1994年6月，高邮湖滨乡在重建家园汇报会后赠送当地特产，曹克明收下礼品，却把100元钱转回，并说明为基层办事是职责，不能收取额外好处。事情不大，却让基层干部记了很久。

1996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向曹克明同志学习的决定。2014年9月2日，曹克明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80岁。那个写在信纸上的“查”字，后来成为无锡大案的重要起点，也留下了一个纪检干部处理复杂案件时最朴素的原则：事实没有查清，结论就不能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