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把国民党追兵甩在了川黔边一带。

部队进入云南，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向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而蒋介石判断出了这个意图，调集兵力沿江布防，同时下令封锁渡口，想把红军堵在金沙江南岸一举解决。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利用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时机迅速渡江。红一军团走左路，红三军团走右路，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三路向金沙江急进。

皎平渡是中路和殿后部队预定的渡口，能不能拿下，直接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

1935年5月初，金沙江皎平渡，红军到了江边，船却没有了。

此前国民党方面下令封江，沿江渡口的船要么被销毁，要么被沉入水底，皎平渡南岸空无一船。

追兵在后面，江水在前面，几万人马挤在狭窄的渡口，能用的只有先遣队从敌人探子手里缴获的一条小船，后来又从水里捞起几条破损木船，勉强凑出六条。

船有了，但会划船的人没有着落。

金沙江在这一段有一百多米宽，两岸是断崖，水从上游峡谷里挤出来，撞在礁石上翻起白浪。

当地有句话叫 "夜不渡皎平"，天黑以后船工不肯下水。

张朝寿是皎平渡一带的船工，在村里开了个小铺子，家中夜里总亮着灯。红军先遣队循着灯光找到他，请他帮忙找人渡江。

张朝寿没有推辞，连夜喊上堂弟张朝满和其他兄弟，划着小船到两岸去召集会划船的人。张朝满那年二十二岁，住在附近的洪门厂村，半夜被堂哥叫醒，跟着到了江边。

船工一共来了三十七人，汉、彝、傣族都有，有人留下了正式姓名，有人只以“向二糖匠”“杨麻子老倌”这样的绰号被记下来。

六条木船都不结实，船板朽了补，船缝漏了用布条塞，最大的船一次装六十人，小的装四十人。

三十七人被编成几班，每班划十次后轮换，人下船歇，船靠岸就回，不停不等。

追兵一天天逼近，渡江必须昼夜不停。张朝满后来对人说，他当时劝其他船工的话很直白：红军一天管六顿饭，自己吃粗粮，把肉和白米饭留给船工，给这样的队伍划船，值得把命搭上去。

七天七夜，六条船在江面上来回，没有发生翻船，没有落下人马。

渡完最后一船，船工们的手上全是血泡，胳膊抬不起来。红军按事先约定，发了工钱，每人每天五块大洋，临走前又叮嘱船工们躲一躲，说队伍还会回来。

然而，红军走后，有人告发了帮红军渡江的船工，民团和保长就带着人来了。

领头召集人的张朝寿第一个被抓走，罪名是“聚众送共匪渡江”。

保长把他吊起来拷打，说他们帮红军划船得了两千发子弹和一个金娃娃，交出来活命，交不出来砍头。

张朝寿家里把红军发的银元、红军留下的牲口全部交了上去，保长仍不松口，又勒索了一百七十块大洋，外加置办酒席招待保长和乡丁，家属卖猪、借债，才把人赎回来。

六十多岁的老艄公殷梦之在渡江时摇过先头部队的船，也被带走拷打，年纪大了，身体撑不住，第二年就去世了，下葬连一口棺材都没有。

其余船工散在沿江两岸，有人被罚款，有人被抓去修碉堡，有人连夜躲进深山，好几年不敢回村。

此后十几年，没有人再主动提起1935年5月那几天的事，问起来就说不知道，没参与过。

年纪最小的张朝满活到了最后。

他回到皎平渡，继续种地、摆渡，偶尔做点小买卖，邻居对他的印象是话少、老实。他很少向外人说起自己划过红军过江，更不说“功劳”两个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当地民政部门开始给健在的老船工发放生活补助，张朝满的补助从每月几元逐步调到几十元、几百元。

2003年，政府给他修了新房，他搬进去那天说了一句话：只可惜那些老哥们走得太早，不然他们也能享上这份福。

2006年，张朝满去世，享年94岁，他是三十七名船工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亲历者。

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会在移民安置社区开了一家“老船工之家”餐厅，院里摆着一条从山下水库拉回来的旧木船，墙上挂着老照片和三十七个名字。

来吃饭的人问起，她就讲一遍。讲的是外公的事，也是那三十六个没能住上新房、没能等到补助涨到几百块的人的事。

后来党史部门反复走访、比对口述，把三十七人的名单大致理清，刻在皎平渡北岸的石碑上，也陈列在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展板里。

三十七人中，只有八人留下了照片，一部分人至今只留下绰号。